俄罗斯总理:新冷战开始了

译者:Rachel Zhu

星期六,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安全会议上,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表示世界已经陷入了新冷战,而西方国家难辞其咎。“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俄依然保持不友好、不透明的态度,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新的冷战,”梅德韦杰夫说,“有时我都会怀疑现在到底是2016年还是1962年。”

梅德韦杰夫的上述言论发表于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这一高级别会议的出席者有数十名世界领导人和高级外交官。今年的参与者包括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法国总理曼纽尔•瓦尔斯、乌克兰总统秘书波罗申科、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等。

梅德韦杰夫说,在莫斯科吞并克里米亚和北约新的军事行动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加剧了紧张局势。 2007年在同一会议上,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就曾说过,西方建设导弹防御系统可能会重启冷战。

“现在的情况比2007年更加严峻。”梅德韦杰夫说。

他提出此论之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用言论维护NATO加强防御的行动,包括将更多的军队和装备转移至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他预计一个夏天,在华沙北约峰会时将之用来“进一步加强联盟的防御和威慑力”。“俄罗斯的言论、姿态和核武部队演习活动都是以威慑邻国为目的,这会破坏俄罗斯在欧洲获得的信任和稳定,”他说。

在另一方面,波罗申科激动地呼吁世界各国支持他的国家解决与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冲突。这个才成立一年的和平协议——明斯克协议,尚未完全实现。

两方都控诉对方应该为此负责。

“我是一个处于战争状态国家的总统,我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事实:想要运行我的国家,你就必须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如果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你会输,并且会失去这个国家,”他说,“我们强烈地相信欧洲和大西洋两岸的协调一致,相信乌克兰的团结。”

“正是两年前,上百的乌克兰人为了他们的,在欧洲生活的愿望而失去生命,”他说。

2月22日是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被驱逐的第二年,其部分原因是他没有与欧盟达成协议,未能带来更紧密的合作。亚努科维奇逃到了俄罗斯。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表示,他正在“指望基辅和莫斯科的负责人能明确,我们不能再永远实现在明斯克达成的协议。”

克里在演讲中赞扬了欧洲国家用乌克兰相关控股公司制裁俄罗斯的行为。

继周五的协议可能会使叙利亚停火,他说莫斯科是时候采取有诚意的行动来准备休战了。

对于叙利亚正在持续发展的冲突,梅德韦杰夫否认俄罗斯有空袭、杀害平民或意在支持阿塞德政府的军事活动。“每个人都在为此指责我们,但这不是真的。”梅德韦杰夫说。

By Kim Hjelmgaard, USA TODAY
原文地址:
http://www.usatoday.com/story/news/world/2016/02/13/hjelmgaard/80334952/

供应眼睛的国家

译者:Alien Wang

为了使到损伤的眼睛恢复视力,医生常常需要从捐赠者的尸体上移植角膜(覆盖在虹膜和瞳孔上的一层透明的膜)。全世界的角膜都处于短缺状态,除了一个国家——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在尽最大努力满足角膜的需求,不求回报,至少不在这一条生命中。
绷带覆盖住了Paramon Malingam的右眼,一滴眼泪在他的左眼中打转。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男人内心的释放。“我以为自己这一辈子都只能用一只眼睛了。”他说。
13年前,斯里兰卡中心地区的店主Malingam被钢丝割伤了眼睛。去年, 同一只眼睛又因一片木头受了伤。在这两次受伤的经历之后,一位捐赠者的角膜拯救了他的视力。
角膜是眼球前部的一个透明部分,负责接纳光线并协助在视网膜上成像。
另一个做了这件事的是一位记账员Preethi Kahlewatte。
“不论我们在这一生做了什么好事,这都会影响到下一生。”她解释道,“当有人需要什么帮助的时候,我们愿意去给予。没有手,我们可以工作;没有腿,我们也可以工作;可是如果没有眼睛,我们还能做什么?”
根据眼睛捐赠协会——一个在1961年由青年医生Hudson Silva创立的非营利组织,每五个斯里兰卡国民中,就有一个已经申请捐赠他们的角膜。而且这些人中不包括像Pasadi这种在国家眼睛银行这样五年前成立的另一个组织中签署合约的人。
“感觉我好像在为每一个斯里兰卡国民签属证书。”眼睛捐赠协会的医疗主任Siri Cassim说到。而他的工作就包括把自己的名字放进给捐赠者家庭的那张装饰好的证书上。
斯里兰卡国民对于提供自己眼角膜的渴望意味着这个国家早已收获到比其所需要的角膜多很多的数目,并且有能力把多余的角膜送到其他国家去。
已故的Hudson Silva于1964年开始了这项活动。他把几枚眼睛包裹在常用于存放茶水的放满冰块的保温瓶中,并且随身携带它们登上了去新加坡的航班。
在2014年,他的协会出口了2551个角膜,其中1000个送到了中国,850送到了巴基斯坦,250个送到了泰国,还有50个送到了日本。
斯里兰卡作为世界主要的角膜捐赠国的出现主要是源于Silva的推动。远在1958年,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对于角膜捐赠的呼吁。在一份报纸中,他与自己的妻子和母亲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力劝斯里兰卡国民们“为死去的眼睛赋予生命”。
在来年,他收到的第一份角膜,被他储存在自己的冰箱里,“与鸡蛋和黄油相伴”。然后在1960年,他的母亲去世了。据说当时Silva把自己母亲的眼角膜移植到了一位贫困的农民的眼睛上并让他恢复了视力,而正是这件事让他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心。
佛教和尚对于鼓励人们捐赠角膜也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教会人们把捐赠角膜看做是一种给予,或者“dana”,也就是可以帮助他们转生到一个更好的生活的方法。
可敬的Kiribathgoda Gnanananda Thero(位于斯里兰卡的Mahamevnawa佛家修道院的创始人)给我讲述了《本生经》(记述佛陀前世故事的古老的诗歌集)中的一个故事。
“在佛陀的前世,他变成了一位国王。一天,一个失明的乞丐来到了宫殿中,遇见了国王。他祈求国王说:“哦!国王!把你的眼睛给我吧!”然后佛陀就决定了把眼睛给他。”他讲述道。
然后佛陀的医生就把他的眼睛移植到了乞丐的眼睛上,恢复了他的视力。
“一代代下来,我们都听着这样的故事,所以我们非常愿意把自己身体的部分给予其他人。” Thero说到。
而Thero他自己也是已经把一颗肾捐赠给了一位患有肾病的女士。
由眼睛捐赠协会对那些保证捐赠自己角膜的人们发出的证书中,“让捐赠者能有一个更好的来生”这句话明确地暗示了佛教徒的教诲,虽然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们也捐赠并且接受角膜。
在穆斯林国家,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是禁止伤害人的身体的。因为这样,巴基斯坦和埃及都成为了斯里兰卡提供的角膜的主要接收者。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苏丹也在接收角膜的五十多个国家之中。
角膜是最容易移植组织之一,因为捐赠者和接收者之间不需要进行配型。角膜炎是没有血液的组织,直接从空气中汲取氧气。
当然,从一个年长的人身上取下来的角膜也可以移植到另一个年轻得多的人身上。如果捐赠者超过80岁,那么很有可能他所捐赠的角膜就不合适了,但是也曾经有报道过,一位86岁的佛家和尚的角膜捐赠给了一个九岁的约旦男孩。
尽管如此,至少在英国,眼角膜是一个捐赠者最有可能排除在他们想要捐献的器官的名单外的一个组织——总共有11%的人不愿捐赠角膜,相比于只有不到1%的人拒绝捐赠自己的肾脏。
“我简直能想象出有人把我的眼球挖出来的画面,而这也真的引起我的思考。”一位在电影产业做摄像助理的的伦敦市民Cenay说到。
“我们与别人产生联系的窗口常常是眼睛,所以我感觉它们应该是很私人的。”
根据位于布里斯托尔的国家眼科研究中心的调查,这很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英国会出现角膜困乏的情况——因为不像其他的身体器官,角膜没有国家的移植等候名单,所以专家也不能确定到底角膜的短缺有多严重。
往往是来自其他欧洲国家或者美国(另一个主要出口国家)的角膜进口到英国,这归功于相似的品质以及安全标准。
“不是说斯里兰卡的眼睛银行没有足够的标准,”英国的角膜移植手术眼库的John Armitage说,“这更像是由于英国的眼睛银行必须完全审查出口角膜的眼睛银行,以确保其提供的角膜符合英国的标准。”
也许有些令人吃惊的是,死者眼睛的移除对于那些想要在在葬礼上打开棺材的家庭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
科伦坡的Jayaratne葬礼公司一个月内就收到了六具没有眼睛的尸体。
“负责尸体处理的工作人员会用两个差不多眼睛大小的棉花球,”主管Hasanga Jayaratne说,“把它们浸在防腐香料液体中,然后放进眼睛里,最后再用一点儿胶水把眼皮合上。”

这样,哀悼者就能在他们所爱的人转世之前再看他们一眼了。

By Ross Velton,BBC News, Colombo

http://www.bbc.com/news/magazine-35410148

非暴力化解情况:相反的观点(接上篇)

译者:Alison Lyn

给警察泰瑟枪几乎肯定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美国警局最近正在一个接一个危机中蹒跚,并且由于复杂问题频繁产生,有人提供了解决的灵丹妙药。但把泰瑟枪放在每个美国警官手中正是当前公众的愤怒(连同他们带摄像头的制服)。

毫无疑问,一些军官装备泰瑟枪可以避免生命损失、防止受伤。但同样真实的是,进一步武装治安威胁着我们,并使我们远离美国人以及大部分警官所希望的人性化治安。

警察迫切地需要更好的诊断技巧。我们需要做更多去建立自信的,能够更好更充分理解人们和情形的一线救急人员,这样他们就不会酿成悲剧。对待精神病患者时这是很明显正确的,但也同样适用于正常情况,例如车辆和行人的走停。一些关于警务的基本事实:

  • 仅仅是现身,而且自己没有任何错误的动作,警察往往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 给警察更多的武器是让他们增强说服别人的技能的。
  • 当我们自身置于危险中时会忽略警察的肉体性。很多警官不具备在不使局势升级的情况下不使用武力就使嫌疑人解除武装的能力。

泰瑟枪会让警官们感到自己在一个恶化的局势中掌握了控制权,对于那些太过依赖非致命武器的警官来说可能会导致死亡或严重受伤。

我们需要向很多处理愤怒、精神错乱,却用非暴力手段化解情况的美国专家们学习。给他们泰瑟枪几乎肯定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令人烦恼的是,决定购买泰瑟枪之前的争论太少了。同样令人烦恼的是,复杂的警察工业公司如泰瑟国际公司主导了太多对话。或许最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的立法者和高管电击会继续扩大警察的权利和角色,以完全错误的方向主导我们的民主。

By USA Today

原文地址:http://www.usatoday.com/story/opinion/2016/01/24/defuse-situations-non-violently-opposing-view/79269320/

给警察更多非武器性的选择:一种观点

译者:Alison Lyn

2014年10月,当17岁的麦克唐纳(Laquan McDonald)被芝加哥警方击毙之前,至少有一名官员呼吁用泰瑟电击枪处理当时的情况。一个调度程序询问是否有更接近现场的单位可以帮助。结果却没有人回应。

片刻之后,被击毙的麦克唐纳躺在了街上,一个警官向他连续开了16枪,甚至在麦克唐纳一动不动地倒下后也没有停止开火。

这次枪击——被一个发布不到一年以上的视频捕捉到——导致了一个官员被判有一级谋杀罪,此举扰乱了城市秩序,点燃了全国对于手无寸铁的年轻黑人遭警察杀害的愤怒。

警方坚持受害者是因无视他们的合法命令而自找灾祸的。的确。拒捕和从警察面前逃跑都不是什么好主意。但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了逃脱轻微罪行而反抗警察成为了判处死刑的正当理由了呢?当警察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时也会急于开枪吗?没有更好的办法吗?

当然是有的。警察应该有更多的方法,而不只是他们的枪。正确的使用泰瑟枪、胡椒喷雾、警棍等非致命武器可以制服一些手无寸铁,轻武装或精神病犯罪嫌疑人而不必杀死他们。同样重要的还有全面培训如何缓和威胁对抗。

太多的军官没有携带非致命武器,也不想在伸手去拿枪之前尝试去平息这些情况在芝加哥枪击中,一名军官认为泰瑟枪可以制服拿刀逃离警方的麦克唐纳。但是这个城市只配备了一半的巡逻人员,却没有一个在现场。

上月,旧金山警察局长在五名警员之后呼吁了装备泰瑟枪的武装警察,之前曾拿刀包围过一名男子并杀害了他。旧金山警察委员会已在过去拒绝使用泰瑟枪,并且旧金山是美国少数不使用泰瑟枪的大城市之一。

非致命性武器不是万无一失的。泰瑟枪可以立刻阻止犯罪嫌疑人——大多数情况。但被电击后会有一些勉强反应;探头不能穿透厚重的衣服,酒精,毒品或是愤怒似乎使一些人不能承受。但是当泰瑟枪工作时,是可以救命的:2010年12个警察部队为国家司法研究所发现,电击枪可降低嫌疑人受伤的可能性70%。

当然,总会有反抗,结局,完全正当的,会是嫌疑人的死亡。警察是个暴力而且危险的工作,很多嫌疑人一点也不后悔用枪或刀,甚至拳头杀害了警察。在生命危险的时候,没有人能指望警察使用非致命的力量。

但现实情况总是老生常谈。“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一把锤子,所有的问题都像钉子。当所有军官都拥有枪时,人就会继续枉死。”

By USA Today

http://www.usatoday.com/story/opinion/2016/01/24/laquan-mcdonald-tasers-police-shootings-editorials-debates/78957892/

最重要的不是关于可乐的研究说了什么

译者:Terry Xia

来自含糖软饮料的代名词:可口可乐公司的饮食建议可能并不是那么好。谁会希望买一罐可乐,然后被饮料公司建议“喝完然后骑半个小时自行车去消耗掉其中的卡路里”?

但是,这个饮料巨头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它花费了几乎一百五十万美元,用于发起一项网络活动。这项活动有很多有名的科学家参与。他们的工作是向公众灌输这样一种概念——相比于摄入更少的卡路里,多运动是控制体重更好的方法。

全球能量平衡网Global Energy Balance Network已经发布了一段视频,宣传这样一种想法——尽管很多知名的大众传媒和科学刊物都把肥胖的责任推在快餐、含糖饮料等等上,但事实上,并没有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这些就是导致肥胖的原因。

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们一定是在开玩笑。

这在逻辑上与大量的研究和调查很不相符。一个人需要以一定的速度慢跑两个小时才能消耗掉巨无霸、薯条和可乐的经典套餐中包含的能量。然而大多数人在吃完麦当劳后并不会这么做。

研究表明,运动的确对健康很有益,但减轻体重的关键是对每天摄入的食物和饮料的能量进行控制。(的确,真人秀《超级减肥王》中人们确实疯狂地运动,但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这样减肥了好几个月了。而且,怎么会有人看不吃饭而减肥的电视节目呢?)

对于爱好快餐的美国人和可口可乐公司来说,只要你运动,你就可以随便吃,还能保持身材的想法的确很有吸引力。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对碳酸饮料的摄入已经在过去的十年中下降了14%。

美国正在面临肥胖的危机,然而最显而易见的、消耗最少的方法也会使正在面对额外的税收或被要求更明显地在包装上标注含糖量等的食品和饮料行业大受打击。

饮料行业不是第一个靠知名科学家质疑那些对销售不利的研究的,尽管他们否认这是它们的目的。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能够比烟草行业做得时间更长、更有影响力。烟草行业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开始向那些质疑“吸烟导致肺癌”的研究提供资金。

实际上这些公司并不是在雇佣科学家们去进行误导性的研究,而是去投资那些能使消费者从对公司不利的科研数据转移注意力的研究。

吸烟远比喝软饮料有害,但全球能量平衡网的网站、推特和视频已经把烟草行业的这种把戏带入了数字时代。全球能量平衡网在过去已经向提供研究的大学支付了大约三百万美元。

搞清楚科学研究资金的来源能够帮助人们判断这些研究结果是否是无偏见的,但全球能量平衡网一直没有公布可口可乐公司的资金支持,直到渥太华一所大学的肥胖专家Yoni Freedhoff指出了这一点。南卡罗莱纳大学的斯蒂文·布莱尔教授,同时也是这个网络机构的副总裁,向纽约时报透露了一些内情,而后者写了关于可口可乐公司提供资金这一秘密的文章。

在近期大量的负面新闻下,全球能量平衡网也许会像三十年前一样,改变这个饮料界标志产品的形象。任何行业都应该用科技来提高产品的质量,而不是让它们看上去比实际上更安全。

By the Editorial Board, USA TODAY

http://www.usatoday.com/story/opinion/2015/08/16/coke-science-obesity-exercise-calories-coca-cola-editorials-debates/31814723/

 

作为一个亚裔和一个安静的人

译者:Lucy Wei

我一直是个很安静的人。从少时起,我就是那个在玩耍时间读书、放学后逛图书馆的孩子,一直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长大以后,我为我的安静而自信。

这是我的品性,它塑造了我。它和我的文化背景无关。我的马来西亚华人父母都是喜欢社交同时又很固执的人,他们在社交场合混的很开,从小就鼓励我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你应该敞开心扉,” 他们说,“去吧,交更多朋友。” 但成群的人总会让我感觉到精疲力尽。我更愿意坐在后排静静望着他们,然后把我的无声观察记录下来。

我一直对我的内向很满意,直到入读皇后大学的第一年。当我出席一个派对的时候,一个人喊道:“嗨,一个安静的亚洲孩子居然来到了这个party!”

“啥!安静的亚洲孩子?” 事后我对我的白人朋友诧异地说。Abby是一个和我一样文静的人,甚至比我更加内向。事实上,我们会成为朋友是因为我主动介绍了我自己—在哲学课上注意到她也是安静的人之后。“我们是同类”,我这么想,然后发现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为什么只有我得到了那样的评价?

“啊,亚洲人看起来就很安静,”她说,“很多时候,我都希望自己是亚洲人,那样我就有理由做一个内向的人了。”

我越意识到人们把内向和亚洲人联系在一起,就越在意自己的行为。我尝试变的爱交际,以打破这种成见,但我并没有成功变成外向的人。当我像其他人一样在班级面前演讲、参加俱乐部和小团体的时候,我紧张得直流汗, 并尝试没话找话。

一段时间之后,我无法忍受这样了,于是开始了一段“自我发现之路”。事实上我逃到了亚洲:首先是去新加坡展开长达一年的海外修学,再是去中国攻读硕士学位。

在这两个国家,我了解到了:一些亚洲人很安静,但一些人很吵闹。其他地方的亚洲人也是这样。

没错,是有很多典型的内向亚洲人。在新加坡,每次同行的北美交换生抱怨“沉默的当地人”时,我都点点头。我很开心在听讲座时能和班里的新加坡学生(有点安静的学生)融为一体。在中国,来自西方的国际学生也有和那位北美交换生相同的抱怨,针对那些几乎不在课堂上发言的“沉默的中国学生”。我同样’隐藏’在他们(有点安静的学生)中间。

上面一段文字的核心词是—有点安静。众所周知,亚洲国家应用的教育系统大多推崇那些通过死记硬背取得标准化考试高分的学生。和西方教育相比,课堂讨论和辩论的时间被压缩到很少。

但在那些安静的新加坡人和中国人中,和我一起的学习的是在课堂上提问甚至挑战教授的活跃分子们。他们是视线的焦点。被社交活动所激励的他们是毫无顾忌的、自信的。他们将选择成为律师、记者、公关主管、电视明星、政客等一切吸引眼球的职业。

在课堂之外却不尽然。在听过许多中国人抱怨、解决矛盾、聊闲天之后,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中国人从本质上是腼腆的、内向的。

但我依然不认为我的内向来自于我的亚洲身份。我被两个外向的亚洲父母在西方抚养大。我是个专注读书的人,并追求能让我抒发个人观点的写作生涯。也许我只是一个典型的叛

少年,成为父母的对立面是我无意间形成的反抗手段。

“你很安静并不是因为你是亚洲人,”我开朗的丈夫说道,“你很安静是因为你是独特的,是因为你是你自己。”

我认为这个解释比种族原因和文化原因更让我信服。

By Christine Tan

http://m.huffpost.com/us/entry/7878890?ir=Education

开放式婚姻的本质是什么?

译者:Annabella Jiang

我清晰地记得我们的婚礼就仿佛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我的父亲和我开始在我在前院的走廊里走着,我看到Chris向我展开了一个笑容,那是我见过的最明亮的笑容。在那一刻我的的视线里只剩下了他。而那几乎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

我们的婚姻比我想象得更充实。然而在二十年后,谁不会被和别人发生性关系的这件事激起兴趣呢?

Open Minded是一个新的交友网站,它不是设计给那些骗感情的人,而是给那些认同开放式关系的人。根据其创始人所述,女性和男性在婚姻之外寻求浪漫的伴侣,并希望能对其进行公开。

几年前,我的丈夫和我想有了这样一个开放式婚姻的想法。

Chris和我在1994第一次见面,便立即订婚,并且于1996年结婚。像所有的关系一样,我们的婚姻刚开始也是刺激而有趣的。

没有什么比刚结婚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关系更令人兴奋。你的神经递质在燃烧,仅仅想到他就会引起你的身体内多巴胺的激增,甚至只是一起去杂货店就已经是可以想象的最为浪漫的日期。这是地球上最强的药物。

但真正的问题不是你“想不想”和处在这段婚姻之外的人发生性关系,而是你“能不能处理”这件事情吗。

两年前的夏天,那正是Chris和我探讨的。它开始像其他任何一个星期日,我们在一边阅读文件一边喝咖啡,而我们的三个孩子睡在旁边。那天上午,《纽约时报》杂志上的封面是《不忠的美德》, 它提到出轨可以使你的婚姻更强大。我津津有味的看完后,把它交给Chris。看完文章后,他抬头看了看我,说:“你是怎么想的?”

将近三个小时,我们坐在椅子上,讨论和考虑了开放式婚姻的可能性,意义和策略。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有过很多关于性的对话,但没有一个是像这个一样认真的。这不像是我们讨论过像是一夫一妻制是不自然的,或出轨是因为想分散在生活中的注意力等话题。这感觉更像是站在悬崖边上,勇敢地跳下去。我认为我是一个社会自由主义者,直到我想到和别人分享我丈夫。

你可能会像我一样认为,一个开放式婚姻只是简单地意味着你也会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但当我们深入到现实中,渴望与恐惧也就随之而来了,我们开始意识到这并不是那么简单。

当你走到你的婚姻之外并且上了另一个人的床,你可以说它“只是性”。但实际上开放式婚姻中你却是邀请了那个人走进你的整个生命,而且他/她的确有可能这样做。当你与你的配偶一起在厨房里时,你的手机会突然出现一条短信:你星期六有空吗?当你正带着你的孩子开车,一首正在播放的歌曲让你突然想念起你的情人。就这样你的情人慢慢地渗透进了你的生活。

我发现自己很有趣。我并不真正为Chris会和别人上床这件事困扰。我甚至可以承认,当我想象他和一个维多利亚的秘密的模特一起时,这会使我更加兴奋。

但我也认识到,当你可以区分你脑海中物质性的性欲,你不可能保持真正的亲密关系并且脱离现实生活。当想到一个局外人将会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世界,以及这件事所可能会带来的一切…那让我害怕了,他也很害怕。

与陌生人的性高潮不再能使人感到兴奋和满足感,而是会感觉危险。

是的,我们考虑了过开放式婚姻,而现在我们决定继续保持以前的关系。

如果你想知道开放式婚姻是否真的有效(谁又没有想过呢),我想你绝对不敢和你的配偶有这样一次谈话。如果你是诚实的,思想开明的,你会惊讶于你都从自己、你的生活和你的婚姻中学到了什么。

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不管你是决定和婚姻以外的人睡觉,还是计划和你的伴侣一起度过,开放式婚姻真正的定义,与性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By Mel Robbins, CNN Commentator

http://edition.cnn.com/2015/06/09/opinions/robbins-open-marriage/index.html

 

“退出考试”在教给孩子不好的一课

译者:Rachel

只要是有测试的地方,学生们都会想方设法逃避它;不过通常父母都会看穿孩子们的借口,并说服他们在考试那天听话地坐在教室里。

这种场景已经不复存在。

作为新学年开始,全国各地范围内,从西雅图到长岛,家长们都在抗议他们眼中过度的标准化考试。他们拒绝让孩子参加全州范围内的授权测试——一个因愤怒而放弃良好判断力的行动。

诚然,联邦政府所要求的测试“让一个孩子都不掉队”法并不理想。在许多地方,对于应试的关注影响了更有效的教学方法。但是,不管喜不喜欢,测试确实是衡量学生在校表现和进展的最客观方式,它不应该因为一些家长对体制的抗议而被取消。

从2001年开始,某些地方的联合抵制从涓涓细流演变成了汹涌急流。纽约的110万三至八年级学生中,有20万人拒绝参加今年的英语和数学测试。在一些长岛地区,拒签率则高达60%。华盛顿州11年级的学生有一半人都选择不参加4月末的测试,而测试的通过率也令人沮丧,因为那些不参加者的成绩都为零分。更多的拒绝声还出现在科罗拉多、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州、犹他州和其他州。

不参加考试是否被允许,取决于你生活在哪里。一些州已经通过了退出条款。很多地方却没有。例如在纽约,学区被要求参加测试,没有退出条款,但是学生不参加测试可以算作“没有进行测试”,家长正是可以利用这个程序。

在很多地方,老师也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原因是,教师评估是部分基于学生成绩的,这造成了强烈的不满。而老师们真的想要回到那个评估系统都是虚假的、即使最差的老师也基本不会被开除的时代吗?

虽然父母选择让自己的孩子退出考试可能是出于最好的意图,但是抵制活动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负责任的行为。父母事实上是在教他们的孩子反抗那些为创建良好社区而设计的规则。父母声称他们的孩子在变得焦虑、因“高风险”的测试而产生精神创伤或表现不佳,以此来为自己辩护。

当他们的孩子太害怕而不敢去看牙医、或者要参加一个不一样的测试、或是要写一篇班级报告时,这些家长要怎么办?你必须要考虑当这些孩子长大面对大学和工作中的竞争时会是怎样的。培养坚持不懈的毅力和克服困难的能力,这些令你苦恼的测试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那些不喜欢公共教育体系的家长也是有选择的:他们可以在家教授他们的孩子、或是送他们去私立学校,如果他们选择了公共学校,也可以通过改进测试或者改变法律来带来体制内的调整。而公然蔑视规则,会给所有人、包括他们的孩子在内,上一节不好的课。

By The Editorial Board, USA TODAY

http://www.usatoday.com/story/opinion/2015/08/19/standardized-test-opt-outs-common-core-editorials-debates/31932115/

近期研究表明大量前期心理学发现并不靠谱

译者:Lavender Luo

近几年社会科学的可信度一直被人们怀疑。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因伪造数据被抓,致使五十多页的报告被撤回;一个顶尖杂志因发表了一篇有关支持超感应力的学术文章遭受广泛批评。《科学》杂志在一篇政治学论文有关政治拉票对于人们同性恋看法的文章涉嫌数据造假。

现在,三个主流心理学杂志社再次修订一百多篇曾经发表过的文章,这当然花费了他们很长时间并且过程相当艰难。重审这些结论,结果超出一半的结论都不严谨,需要进一步验证。这一发现,报道在本周四的《科学》杂志上,使很多科学家的噩梦成真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担心他们的研究成果需要大篇幅的改正。

超过百分之六十的报告都没有通过重审。例如,“读过‘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先已决定的’这篇文章的参与者比没读过的参与者更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测试中说谎。”

还有一个关于“物理上的距离对于亲密感的影响”的报告。志愿者要求在纸上标记两个点,结果发现标记两个点越近的志愿者与家人关系越亲密。

第三个是择偶偏好的调查:女性在育龄更容易对男性作出更高的评价。再次研究时,上述三个实验变量对于结果影响都被削弱了。

名叫“再现性计划”这一最新的分析显示没有哪一原始的学术报告是完全错误的或是欺骗性的。当然,他们也发现,发表出来的文章都与最初的报告想要阐释的内容有差异。

科学家指出,在恶性竞争的环境下,新奇的和与性相关的结果更受欢迎,并且研究员对于重复他人的调查结果或为杂志社发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报告深感缺乏激励。

“我们呼吁研究界多做一些实验的再次验证,并且让资助者和杂志社来处理这些失衡的激励。”布莱恩诺塞克(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和“The Center for Open Science”的执行理事)这样说道。再一次与记者的电话会议上,麦奈特(《科学》杂志社的主编)说道:“我想这篇文章不应该成为再现性的定论,他应该成为一个开始。就在五月,两个刚毕业的学生对于“政治拉票对于同性婚姻的意见的影响”里头的数据提出质疑,而《科学》杂志将这篇文章进行了撤回。

再一次的分析聚焦在三个最热的心理学期刊上:心理学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 性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th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和实验心理学:学习,记忆和认知期刊( 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复核别的科学家的工作这一行为会造成不和。许多年长的研究者会怨恨一个局外人,通常是一个更年轻的拥有更少的专业知识的科学家,来批判他们花费了很多年赢得的实验结果。

施瓦兹教授,没有一篇文章被牵涉到再次检验的一百篇文章里,说道:“重复研究这一行为本身实质上从来不会被评估在设计或分析上的错误。”

施瓦兹教授的团队在一定程度上处理了这种抱怨,通过要求再次审查的研究者最大上程度的贴近原作来研究,并且询问原作在设计、方法论和材料上的指导。大多数的再研究增加了更多的内容,让报告更具有统计功效。

研究团队也动用了专业学术知识来测量了这一行为是否会影响原始研究团队的声誉,结果发现并不会。唯一的影响是对于原始研究报告说服力不足的影响,因此,最具有说服力的发现通常是易检测的,未必是非常具有冲击力的。

在一则邮件中,保拉布雷桑,帕多瓦大学的心理学家和择偶倾向报告的原始作者,承认了几处不同,包括她选的样本大多是意大利女人。她期待再研究计划。她说她承认这一点是因为理论的需要,再研究时需要事实。

将这一计划延伸到其他领域需要更多地调整,尤其是在药物研究和大脑研究连续实验的经费的申请。例如像癌症的生物研究,the Center for Open Science 就会在这一领域比心理学花费远多的钱。

斯特凡诺贝尔图其,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的执行理事,认为这一计划是姗姗来迟的,因为生物学界也有很多与心理学一样的发表偏倚。

By Benedict Carey,New York Time

http://topics.nytimes.com/top/reference/timestopics/people/c/benedict_carey/index.html

我可以得到“无法退款”机票的返还款吗?

译者:Cielo

任何事情都好商量,甚至是一张无法退款的飞机票。

想想当莱恩·杜飞(音)发生了脑外科手术并发症而他不得不取消他自南卡查尔斯顿到拉斯维加斯的飞机票时候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称其“并发症”还是略显温和了。“我发作了另一场癫痫然后他们发现我右眼前一颗脑瘤的反复。”在南卡查尔斯顿一家饮料分销公司工作的杜飞说,“我必须要进行另一场紧急手术。”

这场癫痫同样使他摔倒,造成了外伤性脑损伤。也就是说:短时间内杜飞将不能飞往拉斯维加斯了。他想知道他的航班是否可以退无法偿还的机票钱。

大多数由飞行常旅客买到的机票都是无法退款的,航空公司声称这使机票的价钱在可以付得起的范围内。如果想要一个更具弹性的情况,你就需要付的更多。但弹性票价更高——非常高——两倍,三倍,有时候甚至是四倍原先不可退还的价格。只有可以报销(机票)的商务旅客会考虑买一张,这也就是这些票原本打算的(服务情况)。

但是如果规则不是用来打破的,就是拿来变通的。航空公司有时候会在他们不退还的这一规则上他们不得不出现特例。比如说,除非你在出发的一周内,那么交通部要求航空公司要么“控制”一桩机票交易24小时要么在一天之内提供全额退款。同样的,航空公司必须在他们取消航班时提供全额退款。

对杜飞来说,这些一个都不适用。他,就像每年成千上万坐飞机的美国人一样,对旅行实在是不太感冒了。旅行保险也许同样无法帮助到他;他的情况可以考虑为“先前存在(preexist)”,这在大多数政策中并没有覆盖到。

他支付的条款同样清晰明了。他可以如计划般乘坐飞机,也可以要求付过差价与变更费$200之后才可赎回的赊欠。这会吞掉他$774元机票的四分之一,不包括差价。

他向美国航空要求退款。答复是:闭嘴。

“我发送了三到四条退款请求,得到的只是自动回复”他说,“在最后一封请求中,我被告知某人可能需要30天来回复。已经60天了,仍然没有人与我联系。”

给他们打电话是不可能的,他补充道。“在这个部门,并没有一个直接的电话号码与专人,而联系到任何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发邮件或者传真,”他说。

我询问了美国航空关于杜飞的请求,然后它同意了退还机票款。但它不会说为什么,或者在什么情况下,它可能返还其他无法退款的机票。

“现在就授予豁免和优待的禁令看起来已经是航空体验中不可触碰的规则了,”一位美国航空的执行官说。他说唯一的特例是西南航空,它允许你重新利用钱购买一张机票并且不需要昂贵的费用。

很多年前在美国航空,他说职员们需要很好的得到对顾客说“不”的许可。现在对于“无法退款”规则的特例必须要在“高层”同意。

“所有主要的搬运人们(航空公司)都差不多,唯恐一大部分收入来源被损害,”他补充道。

那么来源到底多大呢?根据交通部,去年大约三十亿美元,相较前年的二十八亿美元些微有所上升。最大的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八亿七千五百万美元。

一份关于我作为消费者拥护者处理的成百上千案子的回顾表示并没有明确的模式来退还无法退款的机票。一个大型线上处理退款要求旅行机构的高级经理说它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消费者默认当一张机票无法退款时是此机构的政策。事实上,这是航空公司的规则,而当机构试图替代消费者申诉时,“很少有好结果”。

一些主要的航空公司严格的秉承着“无豁免,无优待”的原则,只有当乘客去世时才会退还机票款。近亲必须出示死亡证明。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航空公司持有强硬态度,至少不是所有时候。这甚至适用于美国航空。例如,今年的早些时候,莎伦·特里(音)想要退还她美国航空去墨西哥坎昆的机票。她的医生诊断出她患有三阶段的慢性阻塞性肺病与高血压,建议她不要坐飞机。特里收到了一系列的固定回复由某人保证这件事会提交给他“在会计部的同事”。她试图回复这条消息,但她的邮件又被返回来了。

“他们的顾客关系就像不存在的一样,”她说,“我确切地相信他们让消费者几乎不可能得到退款。”

我替她联系了美国航空,它一言不发地退还了她的票款。

美国航空在这件事上并不是全然沉默的。无法退还的机票“一般”无法退款,它在网站上说。“但是,”它补充道,“例外可能会发生在未使用过机票部分的退款。”

他们包括旅客的死亡,或者一个使顾客无法接受的计划变更并造成了旅客旅行超过一个小时的变更。因为任何其他出版规则的缺失,旅客就被丢在那里自己猜测他们的机票是否值得退款。

航空公司如美国航空可能会退还无法退款的机票款——只要你的故事够吸引人。

By Christopher Elliot, Washington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ifestyle/travel/can-i-get-a-refund-on-that-nonrefundable-airline-ticket/2015/08/06/2ac629b8-2ca1-11e5-a250-42bd812efc09_stor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