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平等

印度相反的堕胎政策

译者：Virginia Li

在美国，许多州政府会努力控制堕胎：对诊所和医疗者采取严厉的限制条件，声称是为了保护女性，不论美国医学会及其他组织的反对。如果这样的限制被允许存在，那么自行人工流产将会增加，导致女性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尤其是那些没有办法承担前往他地寻求帮助的女性。

在印度，奇怪的是发生了上述情况的对立版本：政府努力减少对于医疗者的限制，这样贫困的女性将更容易有堕胎的机会，而医生却反对放松限制。

堕胎在印度的允许条件是相对宽松的，比如避孕失败。虽然堕胎的合法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但是这个话题本身，像所有性相关的事情一样，在这个非常保守的国家中是忌讳的。女性常常必须秘密地处理有悖意愿的怀孕，由于避孕需要未能得到满足，且女性广泛地受到性别压迫。

在农村地区和城镇贫民窟中，合格医疗设备的缺乏使得许多女性尝试自行堕胎，或者寻求江湖郎中和没有资质的接生婆的帮助。Ipas，一个国际关怀脱胎组织，估计大约印度在2013年大概实行了五百万例堕胎，其中超过半数是不安全的。平均每两个小时就有一名印度女性死于不安全的医疗程序，也许有一百倍于此的女性将会留下暂时或终身的后遗症。

去年十月，印度政府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允许由特别培训并注册过的护士和医疗系统中得到许可的从业者来实施堕胎。

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安全采取了这些扩展的标准，包括印度的邻居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后者为了回避争议将堕胎称“月例监管”）。在印度的可行性试验证明，护士和印度传统医生能够和西医一样有效地实施妊娠前三个月的堕胎。

尽管女性群体非常欢迎这项提议，印度医学会发起了强烈的反对活动，认为这样可行性研究是医学治疗不当。印度妇科和产科医学联合协会，之前参与了修正案议程和可行性研究的设计和管理，但很快否定了自己的政策声明，而现在反对这项提议。

在印度导致反对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女性的健康”——和在美国一样似是而非。医生知道，堕胎医用药品，和印度大部分的处方药一样，不经批准就可以得到；同时，这种药物缺少监管现象的蔓延导致大量伤亡。中级医疗者只需要接受简单的培训就可以核实妊娠实在早期可接受治疗的，医疗程序是准确遵守的，在复杂情况下可以联系上级医师。贫困的女性常认为，相较于令人害怕的、大部分是男性的医生来说，女护士更好接触。通过增加堕胎的易获得性和在现有的医疗中保证更多的安全，修正案会降低印度出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在全世界是最高的。

另一反对是，考虑到印度女性要养育男孩的压力，这样规定会增加女胎的流产。但是，大部分性别呈现（以及后续的堕胎）都发生在妊娠的三至六月，而修正案只增加了妊娠前三月的医疗可实施者。

但真正的根源在于政府把这项医疗举措推举成一个具有同等医疗效果，但是比现代西医更便宜的代替。去年，Ayush（印度传统医学部门）的地位已上升至政府部门。其部长Shripad Naik称，英国“压制印度医学，将西医强加于我们”。意料之内，西医们，本来就不满于允许Ayush医生实施现代医学的条例，现在和这项修正案划清了界限。

也有对给予Ayush医疗者与西医同等地位的合理顾虑。尽管印度传统医学的疗法对于慢性病症是有效的，但能够支持它的严谨的科学证据却很少。有些纯粹是庸医之术：比如，称瑜伽能治疗同性恋，或是青少年梦遗的疗法。

不管怎么说，Ayush医生在农村和城市贫困地区提供了可贵的帮助。政府长期的目标，与世卫组织的建议一致，是使这两个系统成为一个整体。这存在伦理道德与后勤方面的挑战，所以这项进程会放缓，并且会带来不少摩擦。

尽管有挽救生命的潜力，但堕胎修正案还是被卷入西印医学的地盘争夺战之中。这很不幸。政府缓和了这项提议，只包括允许药物治疗，这一妥协西医应该接受。即便美国立法者没有，但印度政府应该注意到，在医疗健康议题上玩政治，受到伤害最重的还是社会中最贫困的人们。

By Manil Suri, The New York Times (Op-Ed)

http://www.nytimes.com/2015/08/03/opinion/indias-inverted-abortion-politics.html?ref=opinion

 

民权运动积极人士Julian Bond去世，享年75岁，令人永远铭记的英雄

译者：Tiffany Liu

Julian Bond，民权运动的标志及NAACP（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发起者在短暂的疾病困扰后去世，享年75。在周日，人们纪念了这个带领一代人反抗种族歧视的英雄。

Bond用他漫长的生命和主席位置将NAACP带领到一个可信的位置，同时他也是第一个被提名副总统的美国黑人。他去世于弗洛里达州的沃尔顿堡滩。

1960年他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是作为一个学生。

“Julian启蒙了一代群众，学生还有黑人和白人。” Rep. John Lewis， D-Ga说道，“他将大把的时间花在讲述民权运动在大学的讲台上，他是如此智慧，如此珍贵，如此条理清晰，对人们，学生，年轻人而言，他有一种摄人心魂的力量。他成功了。”

Lewis和Bond一同成立了SNCC（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但他们彼此之间就1986年一次有争议的国会而产生了分歧，那个时候Bond正好是州议员。而几个月后，俩人又重归于好，再次成为了朋友。

Lewis说道他常常会回忆起于Bond一起发起民权运动的日子，那个时候他们为了修改法案而投票，鼓励人们去投南部的票并且向政府施压。

“我知道Bond在最近的日子里并不好受，（但对于他的死讯）我仍然感到震惊”Lewis对USATODAY的记者说到。Lewis说他最后一次见到Bond是在亚特兰大。Bond带着他的来自维吉尼亚大学的学生以及工作人员来采访Lewis和美国大使Andrew Young。“他身体状况并不太好。”Lewis说道。

奥巴马总统在他马撒的葡萄园度假时说Bond是一个英雄和朋友，改变了美国。“能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人们所记住的呢？”奥巴马说道。

上个月在费城的NAACP会议上，Bond称赞了奥巴马，并对USATODAY的记者表示，奥巴马的演讲批评了美国现有的刑事公正系统并赞扬奥巴马是一个“敢于打破常规的总统，他的功绩在如今也有体现”。

Rainbow PUSH Coalition的发起者及主席Jesse Jackson说道他对Bond的死感到“无法言表”的“心碎”。“我和他一开始实在1960的一场学生暴动中相识，而且他是这场运动中很具代表性的一个人物”Jackson在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电话采访中说道。

Jackson说Bond为他那一代人的定下了激进主义的基调，并在许多社会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他对越南战争的反对使得佐治亚州众议院的白人成员在1965年Bond被选为议员的情况下拒绝让他就职。一年以后，1967年1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为Bond主持了公道，强迫议会接纳他。

“他于我们就是另一个曼德拉，你懂我的意思吧？”Jackson说道。

Morris Dees，法律中心的创始人之一，写了一首名为”We’ve Lost a Champion”的诗歌。诗中说道：“随着Julian的离世，我们的国家失去了一位富有激情而雄辩的呼唤正义的声音。”

“他不光为美国黑人而战，同时也是为了每个人，的确，每个人都有压迫与歧视，因为Bond意识了到我们最为平常的人性。”Dees说。

NAACP的主席Cornell William Brooks称赞Bond作为积极分子，诗人，民权组织的名誉主席，以及，最近的“同性恋社会的战士”留给社会的馈赠。“这是在不尽其数的民权挑战中的一个损失巨大的时刻。”Brook说：“Julian Bond的生命和他带来的影响，将在现在的与未来的NAACP传递下去。”

By Melanie Eversley, USA TODAY

http://www.usatoday.com/story/news/nation/2015/08/16/civil-rights-activist-julian-bond-dies/31809385/

 

特运会点燃全世界

译者：Willa Jiang

洛杉矶——如果你想看到一个认真对待“平等”的世界，那么就来洛杉矶吧！因为在这周六，在这里的体育馆、球场、跑道和泳池，会举办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特奥会）。在看台上坐下，为你的国家，或者我们共同的人性喝彩吧。

6500名来自165个国家的运动员们都是业余爱好者，但是他们都满载着热情和压力，丝毫没有轻视比赛。周六，我在南加州大学观看了田径预选赛。在热得让人窒息的温度下，年轻的女选手在400米跑道上拼尽了全力，有几位在终点处倒成一片。我眯起眼睛，追随着一名年轻的运动员在远处的弯道独自一人疲惫地跑着。她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勇敢地向前迈步，或者放弃——她没有放弃。

勇敢是特奥会中最核心的一个词，它深深地嵌在了运动员们的宣誓词里：“即使我不能获胜，也让我勇敢地尝试”。这些运动员确实需要勇敢，才能在这个让他们流泪的社会中站起来。

自从1968年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始创了这项比赛，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发展成了

一项国际运动，这一非正规组织的会员包括了自闭症患者、唐氏综合征患者、学习障碍者、脆性X染色体综合征患者等情况的，并跨越了所有界限。不管他们出生在哪个国家、什么阶层，智力障碍者都经常地被侮辱、虐待或忽视。

一位博茨瓦纳代表团的成员告诉我，智力障碍儿童常常被那里的人们视为家耻，他们在被隔离的学校接受教育，被藏在家里，或是被送到空无人烟的乡下，和牲畜呆在一起。类似的事情同样发生在其他国家，甚至在发达国家，在那里这些地方叫收容所。

当特奥会官员说他们的运动员是世界上最脆弱和被忽视的群体时，他们是极其认真的。特奥会成为了全球的公共健康组织，因为它的运动员们不断表现出严重的、未治疗的医疗问题。在1995的特奥会上的第一个健康诊所，15%的运动员的眼部或口腔疾病极为严重，甚至影响到了运动员的体力，因此他们被立刻送到了急诊室。将近20%的运动员饱受疼痛折磨。

在本届特奥会上，在南加州大学的校园的搭建的帐篷中，住满了在志愿医生和技术员陪伴下的，等待检录的运动员们。他们不但将会获得奖牌，也会一同带回矫正眼镜，助听器，还有合脚的鞋子。

在洛杉矶几年体育场的开幕式，62000多名观众为运动员们呐喊，从阿富汗代表团到津巴布韦代表团，都穿着本地的服装行进着。奥巴马总统通过视频问候了他们（奥巴马本人目前在非访问），米歇尔·奥巴马亲自宣布了特奥会开幕。舞者们挥舞着蝴蝶结，烟火在空中爆炸，奥运火炬燃烧了起来。

特奥会主席 Timothy Shriver在主席台上，呼吁人们为权利和尊严变革，“攻下城堡吧！”他喊道，当然，不是军事上的，他的意思是用篮球、杠铃、旱冰鞋、和健身鞋。在当其他的被边缘化的团体都在追求更多的权利和包容上看到了不少进展的时候，数百万的智力障碍者仍然在等待着。

在他们等待的时候，他们比赛、跑步、游泳。这一周的洛杉矶是体育爱好者的天堂。我见到了一个年轻的爱尔兰人，公开水域游泳的冠军，还有年轻的来自非洲的女子跑步运动员，其中的一些光着脚跑，还有一些带着头巾。我看到了一个瑞典的手球运动员，不可思议地在最后几秒笨重地冲向球门，并进球赢得了比赛。

中国的篮球队在赛场上被偷球的，犯规并击掌相庆的对手碾压。来自印度的旱冰选手们穿着光滑的蓝色制服和便宜的、绑在脚上的旱冰鞋在赛道上奔驰。伊朗和以色列都将这周的稳重的非中东传统项目的地掷球比赛中出场。但是我会为阿富汗助威。

By Monica Almeida,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15/07/28/opinion/special-olympics-takes-on-the-world.html?ref=opinion#

 

 

非洲民主的希望

译者：Rachel Zhu

7月20日，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默德•布哈里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这具有空前和平的意义，是民主制的力量由被击败的执政党转移到反对党手中的标志。这一象征意义对于非洲真正民主的发展至关重要。

尼日利亚非常重要。拥有1.79亿人口，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690亿美元，是非洲大陆最大的经济体。这个西非国家数量庞大的在美国的移民包括核能科学家、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对美国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但这个国家却苦于国内的掠夺性政治阶层，存在着腐败问题和军事独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已经有52年之久，尼日利亚的表现远低于其应有的潜力。因此奥巴马总统的非洲之行绕过了尼日利亚并不是巧合。

现在，布哈里受奥巴马邀请访美只是众多迹象中的一个，表明这个国家开始重新收回西方政府的尊重和其在非洲正常的领导角色。但是，巨大的挑战依然存在，从恐怖组织的掠夺，到博科圣地附近因缺乏电力而无法驱动真正的经济转型，以及失业问题和陈旧的公共教育系统。许多尼日利亚机构已经因为逐渐地被作为党派政治权力的工具而日趋减弱。 私营行业虽仍然强势，但缺乏公共政策转型意味着，国家的经济，即使在过去的十年中以平均每年7%的速度增长，却只能使少数的精英人士获利。贫困依然十分普遍。

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大多不是在华盛顿而是在尼日利亚，但布哈里与奥巴马的会面很有可能将会打破曾经存在于华盛顿和尼日利亚前任总统乔纳森之间的那道互不信任的墙壁。这种不信任的影响了美国和尼日利亚间的军事与情报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有效性。也许华盛顿现在将会更加全心全意地支持尼日利亚本土的反恐工作。

布哈里还需要美国的支持来打击腐败、尼日利亚政府的努力来恢复被盗尼日利亚在国外资产。本着对腐败强硬的态度，布哈里是尼日利亚政坛上少有的人物——这位曾经在1980年中期，被一场政变推翻前，以铁腕统治了尼日利亚20个月的军事独裁者，现在已是一个重生的民主党人。 他的当选主要因为他对反腐的保证。 衡量在这方面是否成功对他的政府来说将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但是他没有迎来一个好的开始。 5月29日，尼日利亚的民主日，在他宣誓就职后，他的政党，APC（All Progressives Congress）——一个混合不同反对党的联合，唯一将他们联合在一起的纽带只是扫除乔纳森政府的控制——在争斗国会的领导地位中几乎四分五裂。

正是因为经过多年的令人失望的领导后对他预期过高，布哈里与尼日利亚人会的“蜜月期”将会很短暂。 他在再次面对选民前，只有四年的时间来在尼日利亚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公民社会组织已经建立了一个“Buharimeter”（布哈里测量计）来衡量他的表现。

 

尽管这是一个艰难的开始，布哈里可以产生强大的转型影响力，只要他可以弥合巨大的种族和宗教分歧——尼日利亚的以穆斯林为主的北方和以基督教为主的南方，并针对已经阻碍了尼日利亚发展潜力的联邦制，实行宪法重组。 只有他的理念能够更长久地留在尼日利亚政坛中，他才能成功完成他的使命。

 

布哈里会见奥巴马，美国与尼日利亚的关系不应该只限于关注博科圣地和恐怖主义，而是应该在《非洲增长与机会法》(AGOA)下，为尼日利亚的企业家们寻找更多出口贸易的机会，特别是现在，美国的页岩油的繁荣，已经实现了能源的自给自足，几乎停止了从尼日利亚进口原油。

除此之外，美国有机会从投资市场中，获取物质的回报。 这些包括电力投资、可再生资源，以及教育机构，将创造人力资本来推动创新和转型并迎合庞大的需求。 这就是民主在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为居民提供更好生活的方式。

By: Kingsley Chiedu Moghalu， USA Today

http://www.usatoday.com/story/opinion/2015/07/19/nigeria-buhari-obama-meeting-column/30311977/

 

 

白人男子能对黑人女人说什么?

译者:Tiffany Liu

白人男子能对黑人女子说什么？

在四百年的时间里，白人男子们统领着黑人女子的子宫。

在长达二十多代的时间里，是他们在运送奴隶的船只上和禁闭处里把我们的孩子推向死亡。

四百年里，他们决定着每个黑人孩子的生死。

是他们将我们的孩子送上东方的拍卖台，也就是如今的美国。他们眼睁睁看着那些祈求妈妈臂弯的孩子们被卖给出价最高的竞拍者。

白人男子该对所有黑人女子和她们的孩子说些什么？

让我们思考一下被耗尽的臭氧层；让我们思考一下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和核危机；让我们思考一下那个被破的雨林，它曾被唤作“全能汉堡”；让我们思考一下早已被污染的苹果，空气，水源和整个地球。

堕胎对于大部分女人而言，是一种凌驾于任何苦难的痛苦体验，这种痛苦男人们永远不可能体会到的。对于女人而言，堕胎是一种怜悯，是自卫的方式。

堕胎合法化就是宣判着女人与未出世的孩子的悲惨生活，甚至死亡。

白人男子们应该感到羞愧，他们没有资格为这些未出世的孩子决定命运。他们迫使我们的孩子沦为他奚落的对象，迫使孩子们吸毒，变成杀人犯或者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如上这些都是他们伪善的证明。

白人男子可以对黑人女子说什么？

只有一件事黑人女子们可能会听。

确实，白人男子们可能会说，你们的孩子有生存的权利。由此我回想起三千万名奴隶在运输途中被扔下水，几百万奴隶惨死在棉花田里或吊死在树上。

我回想起那些因种族隔离而心神破碎的人们。

我想对黑人女人们说，请原谅我们对你们和孩子们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如果我不以爱对待你们的孩子，我自己都不会尊重和信任自己。我将把你们的孩子看作快乐的化身，而非威胁。

我会把像清除障碍般把我从你们孩子通往光明的道路上移开，排除任何艰难险阻。我不会扼杀他们的梦想，我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新的视角。我将停止强迫你们的孩子，因为我自己也从未清楚过我自己的道路该如何走。我愿意静坐一个世纪或更长来沉思悔过。

这就是白人男子能向黑人女子所诉说的。

我们在倾听着。

By HUFFPOS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5/03/31/what-can-the-white-man-sa_n_6978920.html

对变性者平等的追求

译者：Willa

上一代，变性的美国人被广泛地视为异类，庄重的正式场合不接受他们、家庭也以他们为耻。而总的来说，那些像亲人吐露实情的，要么被怜悯，要么被疏远。对于大多数人们，在职场中变性更是相当于自毁职业前景。将一个人的身体与此人的性别认同（一种内在的对自我性别的认知）对应起来的医学手段是一种边缘专业，只面向一小部分愿意掏钱的人。

今天，作为变性者生活仍面临不合理且不必要的艰难。但已远远不是绝望。更多的在自己的性别认知中挣扎的美国人在公开地变性，助推着仍然在艰难斗争的人权运动，即使男同与女童如今已争取到了不可逆转的势头。那些公开露面的变性者仍感到惶恐，他们意识到，即使社会对他们的宽容正在逐渐扩大，歧视的政策以及敌意、不知情的态度仍普遍存在。

他们有权利公开生活在这个国度，这里对他们的同情与支持的故事远多于那些以一纸绝命书结束的故事。思潮正在转变，但速度过于缓慢，变性者的生活、事业与理想都寄托在社会的尺度上。

很多正能量的小故事正在渐入我们的视线。一些雇主已开始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公开支持人们变性。在中央情报局，一位年轻的分析员在2013年选择变性之后担心公开路面会直接结束她的事业。而她在变性成功，收到了同事送给她的Ann Taylor礼券，高级机构官员也把保证她事业的繁荣作为他们的使命时，她意识到她一开始的恐惧是没有必要的。同时，上千美国的变性士兵在痛苦中服役，因为军队公开禁止变性者服役。在现行的规则下，那些准备变性的士兵会被开除。

侮辱与虐待解释了变性者无家可归、事业与自杀比例之高。十七岁，来自俄亥俄州的Leelah Alcorn，在跃向一辆驶来的卡车前写了一封悲痛的自杀信，“只有当变性者不再遭受我受到的待遇，当他们被像人类来对待时，我才能安息，”她写道，“我恳求你们，改变这个社会。”

科学家们对于为什么人们会对自己的性别认同和自己的解刨学特性感到不一致，没有确定的解释。2013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更新了他们的手册，将“性别认同障碍”替换为了不那么歧视性的“性别焦虑症”。

更多的正式认可是重要的第一步。美国变性者社区的大小一直来都不清楚，因为很多人独自沉默地与性别焦虑症挣扎。最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是700,000，由加州大学威廉姆斯学院的一次2011年的研究提供。美国人口普查局应给予变性的美国人以他们选择的形式被正式认可的机会。

掌握更详细的人口统计资料对更有力的立法保障和获得更广泛的医疗服务同样重要。在两方面的战线上，都有了显著地进展。去年，对保险覆盖面行业标准有很大影响的医疗保险，解除了对于变性手术的禁令。更多的州和保险提供者跟随了这一举动，留意到了医疗专家的呼吁：与变性相关的保险必须被视为“医疗必要”，而不是可选的。

在雇员方面也同样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司法部去年开始采取立场：根据民权法案，因性别认同，包括变性者身份，的歧视构成性别歧视。这一条也出现在判例法和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当中，加强了变性从业者的法律保障。然而很多司法管辖区缺乏地方法律保护变性者，其实仍普遍存在，即使是有法律保障的地区。

从现在起的一代，科学家会愿意更多地去了解性别焦虑症，医师也毫无疑问会找到更好的方法帮助人们变性。这一代应该不再认为作为变性者是一件该害怕或该避免的事情。

By Graham Bridgeman Damon Winter, The New York Times

The Original Article: http://www.nytimes.com/2015/05/04/opinion/the-quest-for-transgender-equality.html?ref=opinion&_r=0